打小报告总是有奖励的。康熙三十九年（1701），李煦专摺谢恩，因为他拿到了十万两“低息皇家贷款”。这十万两借款，按他的品级本无资格，但由于其打小报告之汗马功劳，故玄烨特别赐恩。
苏州织造小报告
明清两代，打小报告之风颇盛。近日读到故宫博物馆明清档案部所编《李煦奏摺》，略窥个中情节，检点二三有滋味之事件，表而出之。
李煦，清康熙人，1693年出任苏州织造，《奏摺》选录即为该任期内之密奏，其个人专摺数目也居当朝之首。清代沿袭明制，于江宁（南京
）、杭州、苏州三地各设织造官一名，通称江南三织造。其人选均由内务府中点派，虽然品级不高，一般是正五品或从五品，但系钦差大臣，且可专摺奏事，故具特殊地位。尤其康熙一朝的江南三织造，均为玄烨心腹担任，充当金牌耳目，专打小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李煦担任苏州织造时，江宁织造为其妹夫曹寅（曹雪芹祖父），杭州织造为孙文成（曹寅母系亲戚），很有点李敖所谓“生殖器串联”之政治集团的味道。
考李煦之奏摺，多为报告雨水、米价、田禾收成等农业经济的要素状况，占了总数的八成以上。对这些奏摺，康熙多以“知道了”一类平淡的语言答复，或者干脆没有朱批。剩下两成，则主要是对当地官员、百姓舆论、民间暴动乃至军中哗变的小报告，这部分数量虽不多，但康熙却相当重视，一般均有朱批，并要求后续报告。
比如康熙五十年（1712）之苏州科场案，士子以新中举人多属贿买喧哗不服，四处遍贴诗词以张舆论。李煦第一时间汇报此事，并将其张贴之诗词对联、黄莺儿（小曲）等尽数抄呈。随后，又多次汇报现审、会审状况及民间议论，前后共近十摺。李煦本人既非督抚，亦非礼部官员，科举案本非其职权范围之内，但康熙似乎更乐意从他的诸多小报告中发现真相。李煦的报告也详尽曲折，有如今日之内参。
再如关于江苏巡抚张伯行的小报告，李煦似乎对此人很不爽，多次上摺臭他，声称其人为大话王，外表道学，内心虚伪。康熙很有点幽默感，居然跟李煦一起臭他，说张伯行之行事“令人闻之鼻酸，而犹可笑”。但张伯行似乎私节不错，清议也对其多加褒扬，所以康熙虽然讨厌他，也只能公开赞美其为“天下第一清官”。如果不看这些奏摺及朱批，很难发现康熙内心深处对其人的厌恶。
不光是对张伯行一人，李煦还广为收集民间对督抚重臣的议论，以及自己对其行为之观察（其实不止重臣，甚至下及知府县令），偶尔还夹点私货，一一进呈。实际上，他的报告范围非常宽阔，几乎横跨六部：吏部（举报监督吏治）、户部（上报各项经济统计数据）、礼部（监督科举，汇报士子思想状况）、刑部（举报要案办理情况）、工部（汇报河工）、兵部（报告兵变）。
有时，李煦不经意的小报告也能起到奇妙的作用，满足康熙之别样需求。比如他常常汇报苏州某日下雪，积几尺，不过是日常报告，但康熙却能利用来吓唬臣下。有次接见从苏州来的大臣，他就貌似随意地说一句，你走之前那天下雪，积了一尺半。大臣于是以为皇帝真乃神人也，洞悉一切，吓唬得不行。其实康熙就是利用李煦的专摺上呈与大臣进京面奏的时间差。因为前者是驿站健马飞驰，行速远快于大臣所用之普通车马。康熙的儿子雍正日后将这种办法发扬光大，更胜其老子。
打小报告总是有奖励的。康熙三十九年（1701），李煦专摺谢恩，因为他拿到了十万两“低息皇家贷款”。这十万两借款，按他的品级本无资格，但由于其打小报告之汗马功劳，故玄烨特别赐恩。
然而，打小报告也得谨慎，一不留神就犯忌了。李煦作为家奴式的臣下，经常没事也发点请安摺，逢年过节更得上摺拜贺，内容比较肉麻，就跟我们小时候给老师送的元旦贺卡差不多。然而老江湖也有失手的时候，康熙四十八年（1710），李煦在请安摺子中附奏江南提督张云翼病故，说：“恭请万岁万安。窃提督江南全省军务臣张云翼，于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十八日，病患腰痈，医治不痊，于七月初三日巳时身故，年五十八岁，理合奏闻”。这可是低级错误，因为向皇帝请安与汇报大臣死亡，必须分开，否则即有诅咒皇帝老儿翘辫子之嫌。还好，康熙比较豁达，只小小嘲弄了一下这奴才，其朱批曰：“请安折子，不该与此事一起混写，甚属不敬。尔之识几个臭字，不知哪去了？”李煦见到御批，自然吓得汗出如浆，急忙上摺谢罪，猛扇自己嘴巴了事。
由于打小报告者是帝王心腹，难免恃宠放纵，干点坏事，比如闹出经济问题。康熙五十二年（1714），李煦偷偷摸摸收取宫中太监的银两，没有上奏，被逮个正着。还好，康熙比较宽容，只给予革职留任的处分，他又上专摺谢恩，退还受贿银两。
不过一朝天子一朝臣，一旦站错队可相当恼火。李煦曾于康熙五十二年（1714）强买苏州民女，送给八皇子拍马屁。当时八皇子风头正劲，继任的呼声颇高。不料四皇子却最终胜出，刚即位，雍正元年（1723），即找个借口办了李煦，将其抄家，房屋也发给年羹尧。雍正五年（1727），再次清算其阿附八皇子的罪状，逮系下狱，定为“奸党”，发往打牲乌拉那种鸟不生蛋的地方充军，不久就死在斯地。
昔人云：家奴难当。信哉斯言！信哉斯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