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追捕逃跑到国外的腐败分子的过程中，腐败分子本人可能会以回国以后得到不公正审判待遇为借口请求外国给予庇护，企图逃避回国受审；一些国家也可能以请求国的司法中缺乏正当法律程序的某些因素提出疑问或条件，这无疑增加了追捕腐败分子的难度。我国目前的刑事法律中还没有“正当法律程序”的提法。因此，我国有必要确立正当法律程序。

长期以来，腐败问题危害着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主法治，已经成为全球的公害。随着当今的通讯、交通和科技日新月异，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愈加密切，公民之间的跨国流动也愈加频繁。与此相关，利用发达的国际通讯和便捷的交通网络实施的跨国（境）腐败犯罪也越来越多。面对日益严峻的形势，加强和完善国际反腐合作已经刻不容缓。但是，跨国（境）犯罪使得对犯罪案件的调查、取证、追赃及惩处都面临许多困难，各国依靠自己国家的力量难以打击跨国（境）腐败犯罪。因此，各国必须联起手来，共同努力，通过真诚、扎实的地区性和国际性合作，有效遏制腐败犯罪。

一、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机制

目前反腐败方面的国际合作有多种机制。第一种是联合国框架下的机制，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下称公约）等一些国际公约为主要内容，这部分涉及内容比较多，参加的国家也比较多，国内外对这些公约的研究也比较多；但是，联合国的反腐败机制还停留在立法层面，联合国没有执法机构，《公约》也没有协调机构，只能依靠各成员国自行在公约的机制下合作。第二种是其他国际组织，如国际刑警组织框架内的合作，这些合作的特点是立法规定较少，而着重于实务，如侦查、追捕犯罪嫌疑人方面的合作，这方面的研究比较少。第三种是区域间国家进行合作，如欧盟成员国之间、美洲国家、非洲国家之间的合作，亚洲也有一些局部地区国家之间的反腐败合作机制，如“西亚国家反腐败计划”，但还没有一个全亚洲国家都参加的反腐败合作组织，而其他洲内部国家之间的合作又不将亚洲国家纳入其中，所以我国对这些区域间合作机制研究极少。第四种合作机制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双边合作，这种合作可以在两国协议的框架内进行，也可以个案合作。目前采用比较多的是双边合作。这方面研究也比较多，但是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从目前反腐败情况来看，反腐败的国际合作必须借助于主权国家的法律适用与积极参与。根据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管辖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国家原则，要有效地打击跨国（境）腐败犯罪，只能通过各国之间的司法合作。我国的反腐败工作需要国际合作，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双边合作以及各国协同一致的多边合作。但反腐败国际合作还存在许多问题，如我国反腐败方面的国内立法和司法实践与国际公约的规定有不协调的地方。《公约》的内容非常广泛，研究《公约》在中国的实施首先要研究《公约》的各项规定与我国国内法律、规章制度是否一致。这项工作非常浩大，通常需要对国内涉及公约内容的法律，包括全国性的法律和地方性的法规、任何与反腐败有关的规章制度，甚至是行业制度进行彻底的研究，找出与公约不相兼容的条款，研究解决的办法。《公约》在国内的实施牵涉许多部门，如负责反腐败的专职机关、国际合作机构、各机关之间的合作和分工，各机关为实施公约应当采取的步骤。《公约》在国内实施还牵涉到国内法律，特别是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反腐败体系研究需要提出我国法律哪些条文需要修改、如何修改，及需要增加哪些条文。由于这些问题牵涉极为广泛，需要研究和论证修改国内法律及规章制度的各项步骤和程序。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还需要研究《公约》如何在国内生效问题。由于我国尚未规定《公约》在国内的法律效力，所以，反腐败研究的内容还应包括研究《公约》在国内的生效途径，以及在与国内法发生冲突时的解决办法。进行反腐败国际合作方面的研究，不能只局限《公约》的研究，以及别的国家如何反腐败的研究，而且要全面研究涉及到的每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尤其是侦查（包括逮捕、扣押）、起诉、审判、执行等一系列制度，但是这些内容本身并非反腐败所专用，而是普遍适用的。如果把这些内容全部写进反腐败的文章或书中，可能会冲淡反腐败的内容，而且篇幅过于庞大，工作量也过于庞大，所以，只能说反腐败国际合作涉及到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政治制度、司法制度，而具体的问题还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深入研究成果。刑事司法合作是反腐败国际合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探讨其中几个问题。

二、反腐败国际合作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腐败案件查处中取证方面的国际合作适用被请求国法律，也就是说适用取证地的法律。当今世界许多国家已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因此取证时受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约束。反腐败国际合作中各国是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影响可能会很大，这是因为各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一致，有些要求比较严，有些比较松。一般来说，西方发达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比较严格，特别是美国、加拿大，以及一些西欧国家，而腐败分子通常也把这些国家作为潜逃和躲藏的目的地。因此，研究这些国家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追查腐败分子和非法所得具有重要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内容是因非法取证权利受侵害的人可以对刑事司法中，特别是侦查活动中非法取证的行为提出反对意见，要求法院排除有关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各国刑事司法中的人权保障起到了积极作用，它适用于一切刑事案件。《公约》涉及大量侦查、取证的行为，所以也应当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国家的刑事司法中，如果发生了非法取证的情况，国内法院可以排除有关证据。在反腐败的国际合作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可以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请求国存在非法取证行为，如果请求国根据这些证据请求另一个国家给予刑事司法协助，那么，被非法取证行为侵犯了权利的人就可能要求被请求国以非法取证不能采纳为由拒绝提供有关协助；另一种情况是，被请求国存在非法取证行为，当有关证据交到请求国之后，当事人可能要求排除有关证据。第二种情况在我国的国际合作中比较少见。

在反腐败的国际合作中，一国向另一国提出合作的请求，通常需要提供一些有关腐败案件的信息或证据，以便被请求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如果反腐败国际合作中的请求国提供的证据是非法取得的，被请求国可能不支持或不批准这种协助或可能不同意将被关押的人交给另一个存在刑讯逼供之类的非法取证现象的国家去作证，被调查人也可能以在本国可能遭到非法取证的侵害为由而拒绝回国提供合作。

我国有不少涉嫌腐败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惩罚将腐败犯罪所得转移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或者为了避免惩罚而逃跑到国外，追回这些犯罪所得和抓捕这些外逃的犯罪嫌疑人对于案件的取证和审判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为了顺利进行这些工作就需要与腐败犯罪嫌疑人或赃款、赃物藏匿的国家进行司法合作。这些国家的有关部门可能要求我国提供这些腐败犯罪嫌疑人的犯罪证据或进行搜查、扣押的法律批准手续。在刑事诉讼中，这些批准手续也应当有相应的证据支持。

进行反腐败国际合作，牵涉到不止一个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因此很有必要研究参与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有关国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才能顺利地进行刑事司法合作。

被请求国是否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规定对取证和采纳证据可能产生极大影响，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被请求国的取证行为受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是通过法院的审判活动排除非法证据，但是它对侦查和取证工作产生很大影响。在美国这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严格的国家，侦查和取证行为必须考虑到将来法庭对证据的态度，所以，遵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经成为侦查和取证部门的一种习惯。虽然反腐败的国际合作中，在被请求国所取得的证据将来可能并不是在被请求国法庭审判中使用，而是在请求国法庭审判中使用，但是由于被请求国的侦查取证部门必须遵守包括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内的有关侦查取证的规定，不太可能因为该证据将来不在本国使用而改变取证的方法，甚至采取非法的方式为外国取证。所以，在反腐败的国际合作中，请求国应当预先了解被请求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取证的影响，准备好被请求国取证时所需要的材料，避免提出被请求国不能进行的非法取证的行为，这样才能不耽误侦查案件和取证的时间，并使双方的合作愉快。举例而言，如果中国的腐败分子逃到美国或加拿大等国，并在这些国家接受审讯或审判，这些国家可能要求中国协助取证。中国的取证行为应当注意符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要求，否则有可能被排除而不能使用。

第二，在被请求国所取得的证据受到请求国和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约。如果在被请求国取证的行为违反了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在被请求国承认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的情况下，例如该国是联合国《反酷刑公约》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成员国，则不应当允许这样取证；如果请求国承认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使通过国际合作从国外以非法的方式取得了证据，也可能按照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要求排除在国外所取得的非法证据。

目前中国在反腐败的国际合作中主要是作为请求国要求有关国家合作追捕逃往国外的腐败分子和追回资产，因此主要矛盾在第一个方面，即国内取证的行为应当合法，以防止在国外被质疑或排除。但是，各国有不同的司法制度，中国的取证行为不可能完全按照被请求国的司法程序，这就需要中国的取证行为符合国际刑事司法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