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歧视的毕业生为啥对歧视很漠然？

王伟

有一些很值得新闻传播学研究者加以思考的社会现象。每年某个特定时期内，一些陈旧话题都会如枯木逢春般老调重弹，引得全体或大部分国民十分关注，热烈争论，丝毫没出现时髦人口中的审美疲劳。这直接违反了现行的新闻判断标准。最典型者，莫如每年高考前后的高考不公平论，岁末年初毕业生就业时的就业歧视论，结算工资时的农民工讨薪难论，等等。在笔者有限印象中，似乎十几年来，年年如此，概莫能外。

当然，具体到每篇报道，鉴于见识和思想的差异，以及刻意的标新求异，在大同小异的前提下，细节讨论的角度会大不一样。如“中国政法大学会同北大、清华、人大等高校，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冬季人才招聘大会现场宣传反就业歧视。学生们大多咨询的是就业过程中产生的法律纠纷，对于一些显而易见的就业歧视却很漠然。”（《瞭望东方周刊》12月13日）这样一则新闻报道，把一个细节推出前台：受歧视的毕业生为啥对歧视很漠然？换句话说，就是你们受歧视了，为什么忍气吞声，而不敢对抗？堂堂的现代公民沦落到不敢对抗歧视的田地，更遑论强权和不公？真是可悲，可叹！

这个命题很有意思。是啊，为什么不反抗？这是局外人的疑问。如果要问局内人，说不定被人家呛回来：我为什么要反抗？这个反问好。其实只要分析一下就明白，“为什么不反抗”的提问多么苍白！毕业生之所以对歧视很漠然，不反抗，是因为耳闻目睹了太多反抗者的结局，并进行了利益权衡后的选择：反抗得不偿失，反抗的收益小于不反抗的利益受损。反抗有两种方式：暴力手段与和平手段。暴力反抗者不多，但也有，往往是白刀子捅进制造歧视者的肚子，而自己进了监狱，毁了人生；采用法律手段的占多数，但要起诉的往往是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领导下的国有企业，在目前司法环境下，胜诉可能性可想而知。一旦败诉，时间，精力，司法费用，以及不可预料的机会成本，通通白搭了。即使侥幸胜诉了，败诉方拿出牛二的泼皮劲，硬是不执行判决，你又能奈其何？都说“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其实当局者未必迷，旁观者未必清啊。

与“为什么不反抗”类似的疑问，还有“为什么不制定《反歧视法》”。我觉得，这个问题比“为什么不反抗”要深刻一些，但还是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在论述封建王朝为什么不能根除腐败这个问题时，有一个观点切中要害：上级监督者往往就是下级腐败者的直接受益方，形成一个一直通向皇帝的单向利益输送渠道，你说，谁要是真正反腐败，那就等于革自己的命，请问，世界上有过/会有这样的傻子吗？倒是有清官海瑞，但被罢官了，因为他的上级成为他的下级腐败者的受益者，海瑞对利益输送渠道有破坏性，所以要除掉。

如果拿这个观点来对照眼下的问题，也可以看出问题根源所在，那就是无所不在的潜规则已经部分地充当了正式法律制度的角色。如，报道中说，“在国家机关中歧视现象相当严重，而现行的一些法规明显带有歧视色彩。”按理说，国家机关最有理由一视同仁，作为执法机关，一言一行都具有极强的示范效应。但一些国家机关为什么明知故犯？这是值得深思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给予相关部门极大的激励，它们是不会主动制定《反歧视法》的，即使制定了，出台了，除了充当门面，又价值几何呢？

根据社会契约论分析，纳税人之所以出钱养活各级公务员是为了购买后者提供的公共服务。但从部分国家机关带头制造就业歧视问题来看，一些公务员违背了与纳税人签订的契约。他们为什么胆敢这么做？很显然是签约双方地位不平等造成的，签约一方无法约束另一方的毁约行为。这种现象很是普遍。比如，现在一些地方普遍存在超编人员，这些超编人员并不是纳税人自愿出钱养活的，而是一些官员级公务员私自招收的。纳税人需要的公共服务数量是一定的，那么提供服务的人员也是一定的，所以国家正式规则都限定了各科室的人员编制。为什么超编人员普遍存在并无法革除？想做超编人员得花钱买，要革除就得退钱，一进一出，损失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