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76岁的老人扮为乞丐，卧底行乞同吃同行两月，自费万余元，揭开残害胁迫流浪儿童行乞的重重黑幕，撰写了《救救孩子，深圳街头弃婴和病残乞儿生存状况调查手记》。

    今年8月，当这份2万字的调查手记带着触目惊心的第一手事实和字字滴血的沉重心情送达中央时，温家宝和罗干、回良玉等多位领导同志进行长篇批示。

    这位老人是在深圳居住的北京离休老干部曹大澄，《瞭望》新闻周刊日前对他进行了独家专访。老人沉重地指出，流浪儿童沦为行乞工具的症结，在于城市管理的多重责任缺失。

    以下是他的讲述。

资料图片：8月24日，深圳市公安局召开公审大会，对行动中抓获的19名胁迫、拐卖未成年人犯罪团伙头目进行公开处理。（深圳商报记者 薛云麾 摄）

    病残儿沦为工具，幕后有黑手操控

    我于2005年11月开始对深圳街头病残乞儿生存状况进行社会调查。有一次，在深圳体育馆附近，有个黑衣小胖墩蜷缩在水泥地上，紧闭双眼昏睡不醒。我抚摸他的小脸，牵牵他的小手，翻翻他的眼皮，想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突然，有人吆喝我，一扭头，看见树丛后面站起一妇女，头扎羊肚毛巾，手里掂着一根木棍敲打地面咚咚作响，朝我奔来。

    我觉得她似曾相识，就问：“我在齐齐哈尔见过你的，当时你抱一个小妮子乞讨，怎么到深圳来了？”

    她先是一愣，说：“俺不认识你。”

    我说：“你说你家在河南驻马店，到黑龙江讨饭，你家小妮子得了脑病，没钱治病，我还给了你一百元钱。”

    她这才嘻笑着说：“想起来了，你是大善人，给一百元俺忘不了。”

    我接着问：“那小妮子病得咋样了？治好了没？”

    “唉，小妮子死了，那怪病治不了！”她随意说了一句，好像不当回事，“小妮死了，俺只好趁黑往花园一放，第二天就被收走了。如果送去火化，不但要交几百块钱火化费，还会被人刨根问底，所以一丢了之。”

    我不解地问：“这小男孩是你的儿？”

    她如实告诉我：“不是，这个孩子的姥姥托我带他讨饭要钱治病。”

    我掏出10元钱放在小盆里，问道：“这个孩子得的啥病，咋叫不醒呢？”

    “脑子病，睡下就叫不醒的病。”她收了钱嘟囔一句“少管闲事”，转身又藏到矮树丛中，注视着过往行人和盆中的钱。

    我两个小时以后回来，那可怜的孩子依然保持原来的姿势睡在地上。后来我发现，这种情形在深圳街头随处可见。病残乞儿得的多是脑病，不会说话、不会走动、只会躺在地上昏睡。我想，这背后定有幕后人物操纵，一种社会责任感驱使着我开始了卧底调查。

    我乔装打扮成一个职业乞丐，每天拄着一根木棍，捧着讨饭盆，与在闹市区讨钱的乞丐们混在一起。这些乞丐多来自河南，我在河南呆过，会说河南话，以老乡的身份很容易熟识起来。我常会请他们搓一顿，小酒过后，多能吐真言。

    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去探访了一个在深圳丐帮中出名的“花子首富”。此人长期盘踞人民南路、深南东路几座天桥，手底下控制着三四个病残儿乞讨，病重的常常失踪、下落不明，不久又会有新的病残儿出现。他下毒手把拐骗而来的病残儿拧断胳膊、打断腿，制造惨相，越惨不忍睹越能多要钱，有人说他一年能要个二三十万元。

    在深圳殡仪馆，一组数据更令我心酸胆寒：去年深圳市从各种渠道送来火化的死亡弃婴和幼儿共286名！这些还仅仅是登记在册的。

    病残乞儿的现象不少人都能看到，可为何长期没有引起重视？没有人去深究？没有人去管？城管、公安等职能部门在值勤巡逻时不可能不了解情况，关键在于我们的职能部门有没有把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有没有下决心下力气真抓实管。

    职能部门的执政态度决定着城市管理的成效。我曾把街头了解到的这些情况向有关部门反映，可得到的答复多为漫不经心的应付，或是熟视无睹的麻木。

    我的“调查手记”被中央领导批示后，深圳成立了综合执法队，城管摸底、民政救助、公安打击，迅速开展了一场对操纵未成年人乞讨和偷窃等犯罪活动的专项整治行动。一时间街头行乞的病残婴儿几近绝迹。8月24日，深圳市公安局召开公审大会，对行动中抓获的19名拐卖、残害、胁迫未成年人犯罪团伙的“头目”进行了公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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