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北京回来，告别了尚在学校的同学。在这样一个冬日里，天空高远清朗，街道上，绿灯闪过，成群的自行车收到无声的指令，黑压压的人群于是慢慢的往前移动，奔向生活指引的方向。

　　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只是，我要离开华为了。2年多的时间，对漫长的人生而言或许算不上什么，但是对我来说，却是从校园的云端到社会的地面坠落的过程，是我性格重塑的过程，是从自以为是到深感无知的过程。我享受了风声在我耳边呼啸的快感，我感觉到了从云端坠向地面的痛楚。很难总结这一段职业历程到底给了我什么，我只是想通过回忆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

　　（1）

　　在上大学以前，我一直是个好学生。简单的说，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三，在n次期末考试中，90％是全班第一名，剩下10％是全校第一。高考结束后我去北京继续goodgoodstudy，daydayup。

　　事实上，我没有坚持下去。我的大学念得一塌糊涂，学习成绩一直在70分左右徘徊，就像人的体温忠实于36.5一样。唯一考得很好的一次是《通信原理》，95分，当时班上有1/3的人没有过；唯一考得很差的一次是《中国革命史》，52分，——因为考试那天去晚了，只留第一排的座位，没法作弊。后来我在反思自己高中、大学两个阶段悬殊巨大的表现时，想起了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书中记录了几个人缤纷各异的生命体验，其实无论托马斯特丽莎等人有着怎样的生活态度，他们始终无法摆脱家庭和少年生活带给他们的影响，或者一味沿承，或者刻意背叛。我知道，19岁那年开始，我不想做一个好孩子了。

　　我家在乡下，很穷。记的特别清楚，大一那年有一天下雨，我和同宿舍的朋友去上课，脚上的球鞋被打湿了。他很好奇的问我：你为什么不穿皮鞋？

　　直到现在，我还是认为钱没有什么多大用处，也许是我从来没有拥有过很多钱的原因，——就像武功式微的江湖人肯定不知道身为东方不败号令群雄的妙处。我认为，钱的唯一用途，是可以让我们获得自由。

　　为了能够拥有更多的钱，或者说能够拥有更多的自由，从大一下半学期我就开始打工。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帮学校的一位老师接送孩子。若干年以后，当我在报纸杂志上屡屡看到这位吕廷杰老师关于电信业纵横捭阖的评论时，总会想起他看到孩子的成绩单时脸上沮丧的表情。这不是一种幸灾乐祸的对比，它让我知道治大国和烹小鲜的难度是不一样的，——后者往往要困难很多，就像我们的吕老师知道很多关于我国电信业发展的症结所在，却不知道怎么样提高自己孩子的成绩一样。

　　后来我还送过报纸，卖过菜，刷过墙。其中关于刷墙的经历是我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作为业余民工，我们要把旧寝室的墙皮刮掉，然后刷上新的腻子，其意义类似于mm化妆。在当时的我看来，在墙上刷上腻子并且没有一丝划痕，是无法做到的，但是事实上，我做的非常好，付出的代价只是晚一点睡觉。现在想想，那七天是我经历的第一次炼狱，疲劳、绝望，目标就在眼前又彷佛永远无法触及，后来我在华为无数次的体会到了这种感觉。

　　大二时，我加入学生会，同时坚持打工，只是工作性质有些改变，为系机房的老师维修机器，同时帮老师带大专班的C语言课。再后来，我担任系学生会办公室主任，兼任文娱部长，还和几个同学创办了文学社，用打工所得翻印自己写的东西，然后在校园里发放，一方面满足表达自己的欲望，另外还想借此找个志同道合的mm，以期得到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双丰收。

　　大三的时候，在工作和考研两条路上，我选择了工作，——因为我不想再学习了。现在想想，这也许是我作出的最为错误的决定，这个决定使社会多了一个夸夸其谈的销售，少了一个脚踏实地的研究者。

　　在大四上半学期找工作以前，我们有一大断的空闲时间，真正的longvacation。我们几个从学生会中退下来的人开始自己创业。当时网络或者电子商务的概念像晃荡过的啤酒刚打开时涌出的泡沫，喷薄得到处都是，我们身上也因此沾染了一点啤酒的味道。我们的公司是一个网站，当时的想法是，成立一家以电子商务为实体的公司，主要经营方向是：

　　1、以北京高校群为依托构建网上最大的旧货交易市场，公司收取中介费用；

　　2、以北邮、北交和北航等高校的人力资源为依托，面向社会承接软件工程，公司负责高校人力资本有序、高效的输出，同时创立品牌。

　　公司成立之初，主要成员有5个人，网站就叫做“有间货店”，好像取自周星星的《鹿鼎记》“有间客栈”。

　　“有间货店”的网络平台在一个星期内搭建完毕，并且进入正式运作。我们在各个宿舍楼贴广告，并且在小松林广发传单。当时正值96届毕业前夕，很多人要处理一些旧东西，网站人气很旺。

　　在经营过程中，我们很快发现问题所在，“有间货店”在买卖双方交易中所处的地位是非常尴尬的，我们能够盈利的前提是必须能够对买卖者的信息量进行有效的控制，比如物品、买者卖者的联系方法以及价位，这些信息应该是由我们掌握，而不是对于双方都是透明的，否则“有间货店”就成了公益平台，信息流和物流就无法形成良性循环，那么“有间货店”就不能够自我生长，必须有不断输入的资金来维持它的费用，支付不菲的广告费和网站空间租赁费。

　　于是我们开始外出觅食，找公司拉软件工程的业务。接了几个小单后，我们遇到一个大客户，那就是华为。

　　其实华为给我们的活很简单，就是把一个系列数据产品终端的原始资料编写成用户手册。我在华为公司待了几年以后，还是无法理解当年公司为什么会把这个环节的工作委托给高校的几个学生。

　　当年的我们因为接到这个业务而非常开心，因为报酬不菲，而且这种活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是后来我们发现，事情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简单，我们花一个星期写完手册，却花了差不多6个月的时间来不停的修改，以便达到公司的要求！！

　　那半年来我几乎每个星期要去一趟上地的华为北研所，让产品经理来挑刺。刚开始是整个结构和风格方面的，再后来是一些极微小的细节，比如字体和行间距，中间换了几个产品经理，但是风格和要求惊人的一致。现在看来，在文档管理和输出方面稍显正式的公司都能做到，但对于当时散漫成性的我们来说，在心底是颇有些震动的。

　　2000年的下半年，电信业发展达到了高峰，我们每个人手上都拿了几个offer，没有特别好的，都是施达康、华为、中兴、大唐之类的，还有一些运营商的，从后来的统计来看，我们系那一届，去运营商和去设备商的大概是1:1。开“有间货店”的5个人最后有4人去了华为。

　　2001年春夏两季，我在中关村的一家做视频的公司打工，任经理助理。随着8月的临近，我的心越来越向着南方那座城市——深圳。这种向往源自对改变自己生活方式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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