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菲

　　“我要感谢你，在发生这种行为之前，想到了给我打个电话”

　　2004年6月的一天，《中国中学生报》编辑吴若梅接了一个冗长的电话，是一个高一男生打来的，他的目的是要向吴若梅宣告：我要和异性发生性关系，马上！

　　“行啊。”吴若梅不动声色地回答，“可是，为什么呢？”

　　“我周围的同学都有了，那我也得有。”男生说。“行啊。”吴若梅还是那种缓慢的语调，“那你和谁啊？”

　　“和我女朋友啊！”男生理直气壮。

　　“好啊。可是如果你想和女朋友发生这种关系，那就得有个长远打算吧？你爱她吗？打算和她结婚吗？”

　　“我们俩长不了，高考完肯定分手。”“哦？为什么？”

　　“我根本不喜欢她。但是我们班男生都有女朋友，我也得找一个就找了她。她特别喜欢我。”

　　“那这事儿你和她商量过吗？”

　　“没有。但我知道如果我强烈要求，她一定会同意。她特别喜欢我。”

　　“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你将来的妻子，在结婚前和别人发生过性关系，那你……”

　　“那绝对不行！”没等吴若梅说完，男生斩钉截铁地接道。

　　“哦，那你想，你将来肯定要和这个女朋友分手，如果她将来碰到一个和你有一样想法的丈夫，那你不是把她害了吗？”

　　“嗯……那也是……”男生犹豫了半天，又执着地说：“那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家有钱，我去找‘小姐’行不行？”

　　“行啊！当然可以。”吴若梅心里咯噔了一下，但声音还是很平静：“可是找小姐，你要考虑到安全问题。即便采取了安全措施，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不出问题呀……如果这些我们都不考虑，还有法律问题呢？”

　　她慢悠悠地说：“你现在闭上眼睛，试着想像一下那个场景，警察进来了，把你抓住了，他会问你问题，比如：你叫什么？你的身份证呢？你还是个学生吧，哪个学校的？……我可以跟你打赌，不出4个问题，就能把你问哭，你信吗……”

　　来来回回40多分钟，那个男生最后叹了口气说：“吴老师，你说服我了，我不做了。”

　　听到这句话后，吴若梅终于松了口气，说：“我很感谢你。”

　　“谢什么？”男孩儿大惑不解。

　　“我要感谢你，在发生这种行为之前，想到了给我打个电话。而不是草草地就进行了。感谢你这么信任我。”

　　话虽这么说，吴若梅心里依然很沉重。当编辑之余，她从事了12年的青春期性教育工作，并在北京电台《今夜私语时·青春版》担任了8年嘉宾主持，对她来说“这样的事太多了”。家里、办公室里，成百上千封信中，随便抽出一封，不是讲述青春期情感的，就是谈论性问题的。“讲女生怀孕的事儿，每星期至少会有一封。”据吴若梅所知，就在不久前的北京市中考体检中，某区就检查出了3位已经怀孕两三个月的女中学生。

　　在大家还在讨论性教育“应不应该进行”和“如何进行”时，青春期的孩子们早已开始了行动。今年年初出版的一本书，将人们的视线引向这个令人吃惊的领域。这本书名为《藏在书包里的玫瑰———校园性问题访谈实录》(以下简称《玫瑰》)，作者通过对13位在中学阶段发生过性行为的学生进行调查式的访谈，得出的结论让人瞠目———

　　在这13位中学阶段发生性行为的学生中：半数以上是师生公认的好学生；1／3来自重点中学甚至是名声显赫的学校；他们初次发生性行为时100％不用安全套；他们有过性行为的事实，父母与教师100％不知道；他们对学校与家庭的性教育100％不满意。

　　作者之一张引墨在后记中引用李银河的一句话作为这个结论的解释：“由于我的样本很少，所有没有任何统计意义，也不能做任何统计推论……其中所有的材料只具有‘存在着这样一种事实’的意义……”

　　但《玫瑰》中所叙述的“事实”，仍然引起了强烈关注。发行半年来，该书重印6次，销售量达16万册以上。许多家长看完这本书后，觉得“不敢相信”、“毛骨悚然”；而初衷是面对老师和家长的书，中学生却成了主流读者群，他们觉得这本书“很好”，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科学”和“人性化”的知识；更多性学家和青春期性教育工作者，也站出来对“这个事实”发表观点，因为在13个“事实”背后，是青春期成长过程中更多不可忽视的“事实”。

　　“对于这些孩子来讲，接受这个访问，都带有一点自我总结的性质”

　　看过这本书的人，都会敬佩这两位编采。

　　不仅因为他们有勇气公开出版这个敏感而隐晦的题材的书，更因为他们能够找到这么多人，说服他们接受访问，并愿意向公众讲述他们对这一经历的思考和感受。

　　对张引墨来讲，事实远不如人们想像得那样复杂。

　　“我几乎是被动的。”她笑着说。当她把作这个研究的打算散布出去后，她更多的只是等待。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她碰到的多是这样的情景———一位受访者打电话来：今天就见面吧。

　　张引墨：今天我太累了，能换个时间吗？

　　受访者：不行！就今天。也许明天我就不想讲了。

　　于是，张引墨常常在结束白天的工作后，疲惫地赶到约定地点———通常是一家肯德基或麦当劳，要两杯饮料，就着薯条和烤鸡翅，开始谈论这个被大多数人认为难于启齿的话题。

　　只要谈话一开始，张引墨的疲惫很快就消失了。很多时候，是受访对象一个人侃侃而谈，她很快便由一名访问者变成了一个倾听者。

　　促成张引墨写这本书的原因，是在她作为《中外少年》杂志8年编辑的过程中，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学生，在尚未具备处理性行为应具有的知识和心理能力时，就开始了尝试。对于后果，他们更是知之甚少。

　　张引墨讲述的一件事让《玫瑰》的另一个作者孙云晓念念不忘。

　　那是《中外少年》的一个中学生记者和他的同学一起出去玩，到了晚上休息的时候，学生们很自然地便一男一女地进了房间。“根本没有刻意地安排，而是孩子们觉得谁该和谁一起住，就和谁一起住。”这个小记者当时正上高中二年级。

　　另外一件事则带点悲剧色彩：张引墨的一位中学生朋友高考没有考好，因为在高考前一个月，她陪自己的好朋友去医院堕胎。更惨的是，堕胎之后的一个星期，这个女孩子还坚持参加了体育课的1000米达标测验。也正因为此，在以后的体检中，她的腹部永远留下了一块阴影。这个女孩子后来考上了一所医科大学，每当上妇科学这门课时，她都后悔不已，并且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丧失了当妈妈的能力。

　　孙云晓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主任，他从这两个故事里感受到了一种“变迁的暗流”。

　　“我感到非常惊讶。现在的青春期孩子，早已从青春期的情感萌动，向勇敢尝试性行为转变。这意味着中国正在迈进一场静悄悄的青春期性革命，如果不加以正确引导，西方上世纪1960年代的性解放思潮，也许就会在中国上演。”

　　他们所担心的，并不是这种行为本身，而是中学生们在进行这种尝试时，根本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的意义和后果是什么。

　　对于成人世界来说，十几岁就发生性行为的孩子，如果不是“家教不好”，就是“道德败坏”，但在青春期孩子的世界里，却往往带有“无法选择”或“不愿选择”的性质。

　　“这肯定得发生啊！怎么能不发生呢？”一个女孩子说：“以前我俩商量过，这件事要等我俩一起两年后再发生，觉得当时太小……可是好多事都是控制不住的，我觉得十七八岁的男孩都挺容易冲动的，而且又有这样的机会，这件事发生是必然的。”

　　另一个女孩儿坦率地说：“我不能说是太自愿，心里有一点好奇，可也不想拒绝。”

　　她认为自己在发生这件事之前，是一个“很单纯的人”，她保持着中国的传统观念，认为只有嫁给一个人，才会和他发生这种关系。她对整个过程几乎一无所知，发生了，“非常吃惊”。

　　一个男孩儿说：“一个人青春期时他什么都不会多想，是很单纯的，心里想什么就做什么。”他就是在“头脑发热”的状态下“做”的，而且“根本没想过后果会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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